1967年，毛泽东通过一部电影，向刘少奇展开了更大规模的精神攻势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深夜，毛泽东在中南海与刘少奇进行了一次充满温情的谈话后，刘少奇那颗犹如在滚油锅里煎熬的心，得到了一丝安抚。然而，正当刘少奇一家在庆幸毛泽东提倡的“批判从严，处理从宽”或许会给他们带来一些安慰和希望时，中南海的造反队又冲进刘少奇居住的庭院，并扬言要冲办公室。这些气焰嚣张的造反人员，还到处张贴大字报、大标语，甚至让刘少奇、王光美站在一张缺腿桌子上挨斗。刘少奇对这一切的回答只能是：“我和毛主席只是在工作中有过意见分歧……”在与毛泽东谈话后的第四天一早，中南海某电话局的造反派闯进 刘少奇的办公室要撤除专用电话。刘少奇据理力争道：“这是政治局 的电话，没有毛主席、周恩来的亲自批示，你们不能撤，也无权撤！”第二天，想必是造反派有了不逊于毛泽东权力的后台支持，终于不由分说地将刘少奇家电话线扯断。从此，刘少奇不可能用电话很方便地与毛泽东、周恩来以及其他中央领导人直接联系了。刘少奇的处境也就更加艰难了。当时充斥社会的红卫兵小报，无不以最醒目的版面喊着“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等口号；在《刘少奇十大罪状》、《刘少奇在出访中的丑恶嘴脸》等骇人听闻的标题下，陈述着内容几乎差不多的陈词滥调，从精神上折磨刘少奇，他的家人更无一免于冲击。刘少奇的儿子刘允若也于一九六七年二月四日被公安部逮捕了。经过二月中旬一直延续至三月下旬的反击“二月逆流”,组织一场自上而下的对刘少奇进攻的时机趋于成熟。三月下旬召开的党中央 工作会议和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即是对反击“二月逆流”的一次总结， 也是对刘少奇、邓小平的一次新的进攻。会上，林彪、江青之流对刘少奇、邓小平几十年来推行的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作出了系统的批判。毛泽东则对批判刘少奇写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作了如下指示：刘少奇这本书是欺人之谈。这本书是唯心论，是反马列主义的，不讲现实的阶级斗争，不讲夺取政权的斗争，只讲个人修养，蒋介石也可以接受。什么个人修养，每个人都是阶级的人，没有孤立的人，他讲的孔孟之道，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都可以接受。于是，社会上立即掀起了批判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浪潮，并将它称之为批判“黑(修养）”。当时，中国共产党员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刊，以《在干部问题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批判》、《(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为题，连续发表大块文章，批判《修养》一书，并以此为途径，将毛泽东对批判这本书的指示精神透露出来了。在掀起批判(修养）浪潮的同时，毛泽东还通过对影片《清官秘史》的评论，向刘少奇展开更大规模的精神攻势。围剿影片《清官秘史》的号角，在年初姚文元为攻击陶铸而发表的《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一文中已经吹响了。姚文元在攻击周扬一九五四年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的批判的态度时，用黑体字标出了毛泽东如下的一段话：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官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官秘史）加了一个红字的大注，点出“鼓吹《清官秘史》的‘大人物’当中，就包括有当前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他们反毛泽东思想的反动资产阶级世界观，他们保护剥削阶级，仇恨革命的群众运动的本质，早在建国初期吹捧《清官秘史》时就表现出来了。”然而，在大鸣大放大字报的狂热中，由于当时没有人有意挑逗群众注意这些细末之处。因此没有引起人们足够注意，也就没有出现更多的行动。不过，此时，批判《清官秘史》是爱国主义的，并说刘少奇自诩是“红色买办”。经历过多年党内斗争的刘少奇听到这有意中伤的诽谤，觉得是一种不祥之兆。他回忆了自己信仰马克思主义，作为共产党员而斗争的一生，想到如今竟遭受到这般凌辱，油然生出了一种无以名状的悲戚。他要与命运搏斗，他要澄清事实。他记起了两个多月前毛泽东与他的相会和对他的安慰，于是，在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八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呈述自己对有关《清官秘史》问题的看法经过。历史在惯性轨道上，正以加速运动的形式向一时无法扭转的方向猛冲。刘少奇写给毛泽东的申述犹如泥牛入海。三月三十一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红旗》一九六七年第五期发表的、署名戚本禹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官秘史》。第二天，《红旗》杂志大量发行，影片《清官秘史》也开始在全国各地相当大的范围内放映：“供批判用”。戚本禹的文章引述了毛泽东对《清官秘史》影片的讲话：“《清官 秘史》是一部卖国主义的影片，应该进行批判”,“《清官秘史》，有人说是爱国主义的，我看是卖国主义的彻底的卖国主义。”这篇文章回顾了解放初期在我国放映这部影片后，陆定一、周扬、胡乔木等人与江青之间发生的意见分歧的情况，明里暗里指出，这种分歧实际上分别代表了毛泽东和刘少奇的不同思想见解。当文章一而再，再而三地引用毛泽东一九五四年《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一封信》中说的：“被人称为爱国主义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官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这句话时，被崇拜狂冲昏了头的相当一部分群众，把如今批判《清官秘史》看作是毛泽东多年难以实现的夙愿，其批判的狂热就被戚本禹的文章一下子推到了顶巅。在观看这部影片之时，观众只要一走出电影院，对于影片的各种感受似乎就只能是《清官秘史》即卖国主义。戚本禹的文章在结束之前，以“八个为什么”定了“党内最大的走资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八大罪状”，并作出了“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这个结论。这也就成了造反派大做文章，大加发挥的事实根据了。在戚本禹文章发表的当天，刘少奇看后把转载着文章的报纸狠狠 一摔，对家里人说：“这篇文章有许多假话，我什么时候说过那个电影是爱国主义的？什么时候说过当‘红色买办’？这些不符合事实，是栽赃！党内斗争从来没有这么不严肃过。我不反革命，也不反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是我第一个提出来的，我宣传毛泽东思想不比别人少”。刘少奇是多么希望有机会在全国人民中进行辩论，然而，此时的他实际上比“阶下囚”好不了多少，在应有的范围内，他的申辩权已经被剥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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